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蹉跎岁月里的艰涩脚步 ——记关于我的七七高考记忆

发布于:2021/05/13

 从哪里说起呢?就从那片苍茫的大山说起吧!

    起自青藏高原东部,掠过四川盆地西缘,经云南入缅直至印度洋东岸的这片广阔山脉,因其主段横亘在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之间,在地理上阻断了东西方向的交通,所以古人给它一个气势磅礴又恰如其分的名字——横断山。

    横断山的主峰,就是有“蜀山之王”称号的贡嘎山。它那海拔7665米,形如金字塔般的峰尖,卓然耸立于云天之外,亘古不化的积雪,在太阳下闪耀着摄人心魄的光芒。四周,高山林立,深谷密布,溪流纵横。脚下,来自遥远雪域的大渡河,如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,在高山峡谷间奔腾、冲撞、蜿蜒,流向平原,流向东方,流向大海……。

    这是一片雄奇瑰伟的土地。多少龙虎风云在这里际会,无数历史大戏在这里上演;吐蕃东征的铁骑在这里铩羽而归,羌人南徙的步履在这里望而却步,蒙哥汗的雄师在这里折戟沉沙,石达开的太平军劲旅在这里喋血饮恨,毛泽东的红军在这里绝处逢生……。

    这是一片神秘多彩的土地。除了汉族人民世代在这里耕耘,它也是康巴、白马、嘉荣、尔苏等藏族支系,以及彝、羌、番、摩梭等少数民族栖息的家园。在历史学家眼里,这里是世界上民族源流最扑朔迷离,民族交融与冲突最复杂激烈的地区之一,是名副其实的“民族走廊”,盛开着灿烂多彩的民族文化之花。

    然而,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,当我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卷到这里的时候,它仍是一片贫穷落后的土地。它的贫穷,不是因为土地贫瘠,物产匮乏,更不是因为人们愚昧懒惰,不思进取。而是因为极其恶劣的交通条件和闭塞的信息交往、落后的生产方式、禁锢创造力的经济体制以及错误的,单纯“以粮为纲”的农业指导思想。在很多地方,即使终年从早到晚的劳动,也难以换来哪怕是最起码的需求——填饱肚子!

    一九七七年,已是我在贡嘎山脚下,大渡河边这个叫做“平阳沟”的偏僻山村里落户的第四个年头了。几年来,我学会了挑水劈柴,洗衣做饭,也学会了耕田耙地,栽秧打谷。我如今既是一个知青,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。从两年前开始,我还成为这个拥有四百余人口,百余户家庭的小小独立王国的财政管理者——生产队会计。说起这个会计的来历,既不是买通了哪个队长或贿赂了哪位书记的结果,而是应了一句老话——知识就是力量!

   在那个几乎一切都是国家的,集体的时代,农民自己只拥有一小块称为“自留地”的土地,用来种植一点蔬菜果木。然而就是这点可怜巴巴的自留地,也被视为“资本主义尾巴”,须时时清查,以防“尾巴”变长。七五年春,就有过一次这样的“割尾巴”行动。公社成立清查组,我受生产队派遣参加。山区的土地因受地形限制,形状有很多极不规则,俗称“耳子田”。意思是其形状复杂如人的耳朵般曲里拐弯。自留地就有不少这样的耳子田。要对这种极不规则的地块进行丈量是一件困难的事。以往一般是采用“目测”加“比较”的办法,即先目测大致面积并与账簿登记面积比较,看有无明显出入,然后再与记忆中的边界比较看有无变化。这虽然也不失为一种办法,但有两个弊病:一是目测本身不够精确,二是记忆带有主观性且无法验证。为此,清查组常和农户发生争执。为解决这个问题,我建议对不规则地块也进行丈量。办法是:我先观察这块异形地块的形状,然后让丈量的人按我的要求测出一组数据,随即用心算或算盘迅速算出它的面积。这样算出来的结果与账册登记的结果比较,让他们大吃一惊,居然又快又准。最重要的是,由于有计算作依据,争执从此不再发生。其实,我的办法很简单,就是把复杂不规则的形状尽量分解为若干简单规则的几何形状,然后分别计算后加起来。这在今天,恐怕对小学毕业生也不是难事。就这样,两个月后我就被任命为会计,一年后,我一手算盘打得是大队老会计也自叹不如了。

   日落而息,日出而作,靠天吃饭,肩挑背磨。这是当时山区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。没有公路,没有汽车,没有电灯,没有机械,没有图书馆,没有电影院。山高水险,道路崎岖,要寄封家信或买盒香烟,须走七八里路到公社。赶场,二十里。如果想看场电影,那就翻山越岭四十里到县城。物质是如此匮乏,文化是如此贫瘠,劳作是如此沉重。这些,已经是我们尚未发育完全的身体难以承受的了,但命运还要给我们以额外的打击。七五年,送知青返回农村的汽车在途中发生惨烈车祸,三名正值花季的少女瞬间死于非命,数人受伤。我亲历了这场可怕的灾难,侥幸以毫厘的距离与死神擦肩而过。七六年,邻社一位与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知青,因夜行山路不慎跌入深涧,无人知道。三天后尸体才被放羊人发现,眼珠都已被老鸹啄去了,其状惨不忍睹!同伴的不幸遭遇给每一个知青心里留下的创伤和阴影,久久不能弥散。而通达家家户户的有线广播,总是充塞着空洞的政治说教和声嘶力竭的战斗口号,今天批林,明天批孔,后天批邓,生命不息,折腾不已。政治运动无休无止,却与我们面临的现实生活毫不相干。即使偶尔有关于招工消息传进来,但大多都与己无关,反而徒增烦恼。这不,听说邻社又有两个知青招工回城了,但人家是建材系统下来的,有工厂,弄几个名额招工还不容易?我们来自学校单位,哪来的招工名额,难不成回去当老师?没办法,只有等吧,熬吧!为了排解这种情绪,我们经常在劳动之余的傍晚聚在一起,拉起二胡,吹起口琴,唱起那首不知名的歌谣:“月儿高挂天上,花儿静静开放,我站在高高的山岗,眺望遥远的家乡……”。用表面的狂欢,掩盖内心深处的失落,无奈和焦虑……。

    所幸的是,在那段难捱的日子里,我有一个最好的陪伴,那就是书。我住的知青房大约十五个平米,分里外两间。外间一个灶台一口锅,几件农具。里间一张床,紧靠床是一张供我记账和看书用的小方桌。桌上是一架算盘,一盏马灯和一摞账本。屋里最引人注目就是那口红漆大木箱了,里面放满了我从家里带来的书,有文学,诗歌,历史, 还有一些英语读物。记得下乡刚到公社那天,村里派了一胖一瘦两个人来接我进沟。我这口红木箱很惹眼,胖子碰了碰,很沉,问我:“装的啥呀?”我说“书”,胖子很不屑的神情,随即转头去搬别的东西。倒是瘦小个子面露喜色,二话不说,背起箱子就走。这个爱书的小个子,就是我后来——直到今天——的好朋友长安。他的祖爷,原是当年跟石达开远征过来的太平军士兵,大树堡一仗惨败后,为了躲避清军的追杀逃进深山,隐姓埋名,入赘上门,才得以存活下来。七五年,我还步行一百多里山路,陪长安到更高更远的山里去相过亲,在那里,我看到过什么是真正的极度贫穷。

   书是我从小的好朋友,带给我很多快乐,也吃过不少苦头。读小学时,因为经常沉湎在街头连环画铺里,忘记去上课,挨过老师不少的呵斥和父亲的揍。读初中时,一次在课堂上看小说被老师逮住。这下不得了,身为班长上课看课外书,而且是“红楼梦”这样的禁书!下课后即被叫到办公室,记得那天我正好有点感冒,脑袋晕乎乎的。先是年级主任一顿狗血淋头的臭骂,急得我汗流浃背,然后是班主任苦口婆心的劝导,又感动得我痛哭流涕。虽然代价沉重——书没收,写检讨。但一走出办公室,我顿觉神清气爽,感冒霍然痊愈。从此我知道,原来骂人还有治病的功效。

    到农村后,经常在强烈的日光和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工作损害了我的视力,致使我参军的愿望因视力不过关而落空。这都不算啥,看书还差点给我惹出大麻烦。此事说来令人啼笑皆非。

    七六年春节回家期间,我与另一位同学一道,去看望了我高中时的英语老师。在读高中的有一段时期,我特别的痴迷于英语,尤其喜欢看一些英语文学读物。原因很简单,由于文化革命对传统文化的清剿,中文版的文学名著稀缺,反而是英文版的更容易找到。我因为爱看书而爱上英文。还曾尝试将英文版的两本小说——英国作家狄更斯的《双城记》和意大利童话作家柯罗蒂的《匹诺曹》(即:木偶奇遇记)——翻译成中文,写成手抄本在同学间传看。此事被英语老师知道后,虽然她公开没说什么,但私下里表示了赞许。这件事她印象深刻。闲谈中老师告诫我们:“虽然现在你们在农村很艰苦,但不要放弃你们的兴趣和学习,情况总会改变的,中国不可能一直这样下去,说不定有一天,国家会需要你们再次走进课堂。”这番话,也许是老师的预感,也许只是她良好的期盼,但对于我,是第一次听到隐约与高考有关的信息。也反映出当时的知识界,已普遍产生了改变中国教育现状的意愿。临走,老师送了我一本书,是英文版的《泰戈尔诗选》。

    回到乡下,离双抢农忙还有一段时间。那天全队都没有出工,闲暇无事,我带上几本书,来到僻静的后山大石头上,打算好好读读。通常我只是静静的看,不会出声。春末夏初,风清气朗,枝头上鸟儿啁啾,山坡上野花盛开。不知是不是这样新鲜活泼的景象触动了我的神经,我心血来潮,站在大石头上,朗读起泰戈尔那首《纸船》来:“Day by day I float my paper boats one by one down the runing stream.……”(每天,我把我的纸船一只一只放进奔流的溪水……)。在今天,读书,即便是旁若无人的大声朗读,也不过是一件最平常的事。但在哪个年代,说不定就会惹出什么风波。

    两天后,一早有人带信来,说武装部戚部长找我有事,叫我即刻去公社。戚部长,公社副书记兼武装部长,绰号戚麻子。此人百事无能,最擅长两样——喝酒和整人。每逢政治运动,必先把自己灌醉,然后集合全社的五类分子,垂手恭立任其臭骂,稍不如意就把人吊起来。平时在乡民面前也喜欢耀武扬威。对这号人我从来不想亲近,但他大权在握,自然也不能得罪,所以素来敬而远之。他找我干啥?当兵?还没到招兵的季节啊。到民兵连开田改土?我是会计,工作脱不开啊。

    我带着忐忑的心情来到武装部办公室,进门一看,除了戚麻子,还有分管知青的吴书记和公社文书小宋在场。吴书记招呼我坐下后开始了下面的一段对话:

       吴书记首先发话:“小刘,下乡几年啦?”

      “三年多了”我回答。

      “平时都喜欢干啥?我是说空闲的时候,不忙的时候。”

      我想了想:“看书,拉胡琴,唱歌,有时也串串队。”

      “看书?”戚麻子插话了。“都看些啥子书?”

      我隐隐感觉有些不安:“以前的课本,还有小说,历史,对了,历史,毛主席不是说要多读历史吗?”

     戚麻子不置可否的摇摇头,谈话停顿了一会。他眯缝起眼,抽了一口烟,突然话锋一转,问:“你会说外国话?”

     哦,原来是问这个,我连忙回答:“不,我不会说,我只会读,就是照到书上念。”

      “前天上午,你在王家院子后山,对到天上叽哩哇啦说啥呢?”

      “读书呀,读英语。”我回道。

      戚麻子正要继续问,此时走进来一个人,在他身边附耳说了几句。戚麻子随即站起来,示意吴书记起身,两人一块走出了办公室。

      此时,我知道肯定发生了什么事,而且跟我多少有点关系,但到底什么事呢?

     大约十分钟后,吴书记一人进来了,满脸堆笑对我说:“小刘,今天找你来就是了解点情况,现在没事了,你先回去吧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回去的路上,我百思不得其解。读几句英文诗就惊动了书记、部长,不会吧?要说那个时代言行是得小心,尤其涉及政治,但泰戈尔的小纸船跟政治有啥关系呢?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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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直到十多天后,我在公社供销社偶然碰到邻队另一位知青,作为闲聊,他跟我讲了前不久发生的一个真实的笑话,我才恍然明白整件事的来龙去脉。        

  算来就是我在后山读《纸船》的第二天,邻队正在大渡河边干活的村民,突然发现大河上空出现一些圆乎乎白花花的东西,在风里飘飘荡荡。村民们都不认识是啥,只是看稀奇。其中有一个阶级斗争敏感性高的,晚上回家一想,觉得有点像电影中看到过的空投特务用的降落伞。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公社武装部去报告,说是可能发现了美蒋特务空投的降落伞云云。美蒋特务!降落伞!这还了得。我们可敬的麻子部长当然高度重视,立即开会研究,并派了一个班的民兵沿河搜寻。巧的是,我前一天在王家后山大声读英语的事,不知也被哪位好事者汇报到了公社。显然,这两件事被联系到了一起,我似乎有跟美蒋特务进行联络的嫌疑。于是就有了传我到武装部问话这回事。大概就在谈话过程中,派出去搜寻的民兵找到了这些“降落伞”。令人哭笑不得的是,这些所谓的降落伞,原来都是避孕套,作为新的计划生育器材,前几天刚拨到公社卫生院。在这个闭塞的地方,这还是个新鲜玩意,多数人都不认识。不晓得被哪个二百五偷了出来,以为是气球,一个个吹涨了,从山上往下放,引发了这场闹剧。       

    事情就这样过去了,此后,只是作为笑话常被人提起。但每当此时我是笑不出来的。假设,那天如果没有找到那些“降落伞”,当晚我是否回得了生产队呢?又假设,如果碰巧那时真的有什么美蒋特务光临,我又怎么来说清这件事呢?我还有没有后来的高考呢?         政治舞台波谲云诡,自然世界多灾多难的一九七六年过去了,时光进入到一九七七年。尽管生活和劳动仍如死水般一成不变,但政治空气似乎正在悄悄起着变化。广播里政治口号和说教减少了,歌曲的旋律多了些抒情的意味,一些老电影解禁了。我们终于有兴趣不辞辛苦地走上四十里,到县城看一场《刘三姐》或《早春二月》了。       

    七八月份以来,不断有一些新鲜的风吹进山沟。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关于可能恢复高考的消息。到九月份,虽尚无正式的说法,但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印证,恢复中断十年之久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,将势在必行。一石激起千层浪,知青们开始骚动起来。有的翻箱倒柜寻找以前的课本,有的写信向家里索要复习资料,还有的干脆一走了之,回家补习去了。       毫无疑问,同样的波澜也在我心里涌动。对于我来说,高考就算不是唯一的出路,也是一条最好的出路,我当然不想放弃。只是我目前面临一种尴尬,这就是,我可能并没有多少复习准备的时间。因为,无比繁忙的秋收秋种即将到来。对于农民,这是一年中最辛苦最重要也最开心的季节,而对于我这个生产队小会计,则意味着从现在开始直到年底,只有一个字——忙!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首先是估产做预算,接着是一系列经济作物的收割:打桐子,打绢子(桐子,绢子都是一种榨取工业油料的植物种子),打核桃,挖花生,割芦草(一种用来编织草席的植物)……。这些作物,有的要卖给供销社,有的要分配给社员加工,总之都是会计分内的事,无人也无法代替。而一旦开镰收割稻谷和玉米这两项最主要的农作物,那就不是一般的忙,而是忙得昏天黑地了!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稻谷的收割开始了。为了抢季节,腾出田地备耕明年小春,近三百亩水稻,两百亩玉米,无任何机械和运载车辆,全凭人力,必须在十月下旬前完成收割。每天天不亮,我就跟着收割的队伍来到田间 ,寻找一处合适的地方 ,铺上几张大芦席,准备好一副箩筐,一根抬杠,几个撮箕,一杆大抬称,以及算盘和账本,等待附近田间收割的人们一背篼一背篼的将打下的谷子背来。我的工作是指挥清除杂草土垃,取样备份,过称,记录。中午吃点自带的干粮,有时也在附近农家将就一顿,然后接着干。天黑看不见了,打谷的人们可以回家吃点饭,短暂休息一会。而我必须利用这段空隙,按照预算方案和记录的当天收割量,迅速算出每一户今天的分配量。因为不一会,人们就拎着口袋背着背篼,提着马灯打着火把,来等着分粮回家了。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一百余户人家的分配需要很长的时间 ,等到最后一个火把离去时,通常已是后半夜。我和参加分配的几个人,需要收拾起所有器具和分配剩下的少量粮食,寄存到明天可能顺路的农户家里,这一天的工作才算完成。此时才能借着微弱的马灯光,带着辘辘饥肠,沿着崎岖山路回家去。 也许是为了我的安全,也许是不让我寂寞,沉默寡语的长安,经常把自己家的粮食背回去后,又返回来,默默地一直陪着我完工回家。回来后,草草扒几口冷饭,想在煤油灯下看会书,复习复习功课,可是两张眼皮完全不听使唤,一个劲的往下耷拉。想到一会天不亮又要出工,无奈,只好带着极度的疲倦上床。       

    十月下旬,秋收接近尾声。关于高考的消息正式明朗化,人民日报刊载了“我国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发生重大改变”的文章。父亲来信了,为两件事催促我赶快回家,一是参加学校为准备高考的子弟举办的补习班,二是告诉我,关于为生产队购买电线的事已落实,让马上带四千块钱回去办理。其实,这时我真想回去了。但是我还走不了,同样有两件事拖住了我的腿。      

    第一仍然是工作,主要的收割工作虽然完成了,但秋收并没有完全结束。红苕正在挖,甘蔗还没有砍,羊毛还没有剪……。尤其对于会计,还有上公粮、选留明年种粮、耕牛饲料粮,计算发放军烈属五保户的补贴粮等等一系列事情。更要命的是秋收一结束紧跟着就是全年决算,一百个家庭就意味着一百个决算户头。虽然决算的最后结果要到年底才能出来,但这之前的统计和资料汇集工作量极其巨大,根据往年的经验,现在就必须着手做,否则无法如期完成。第二件事就是父亲信上说的买电线的事。这件事说来算我自找苦吃。把电能引进山沟是村民们多年的渴盼,也是我从来这里第一天起就有的心愿。几年来我对昏暗闪烁的煤油灯深恶痛绝,它不但损害我的视力、身体,开个玩笑,对我的形象也伤害巨大。直到今天,当老知友们聚在一起忆旧,说我当年早上起床后那副尊容堪比熊猫:脖子是黑的,脸是黑的,鼻孔是黑的,眼圈是黑的。而如果有了电,不但我渴望的照明问题可以解决,还可以引进机械,用来打米磨面,排水灌溉。大大提高效率和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。我曾经想过,如果命运要我们一辈子呆在这个山沟里,我们一定要想法改变这里的某些落后状况,比如引进电能和改造道路,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一些变化,否则我们来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意义。而引进电能应该是引起改变的第一步,所以,我一直是这件事的积极推动者。经过一年多的努力,其它条件都具备了,唯一缺的是电线。而电线当时是紧俏物资,市面上根本买不到。几个月前,我把这事写信告诉了我父亲,希望他的学生中有人能帮上忙。果然,他的一位学生,如今在郊县某厂当厂长,答应帮忙。现在,只需准备好四千块钱,就可以把电线运回来了。可问题也在这里,四千块,对于我们这样的穷山沟不是一个小数目,要一家一家的凑,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凑齐的,需要等。所以,我现在走不了。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繁忙的秋收终于结束了。转眼,时间来到十一月中旬。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起来,远远的高山上,已隐隐能看到积雪。坡上的树林,被西风浓浓的涂上一层斑斓的色彩。派往深山修渠筑堰的人,因天气太冷无法施工,都陆陆续续回家来,准备过年了。他们也带回了我决算所需的最后材料,年终决算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就绪。买电线的钱也差不多凑齐了。父亲又来信催促,口气严厉。看来,该是回去的时候了。       

    钱是村民们壹分壹角凑起来的,每一分都是他们的血汗。为了安全起见,我用一根布带把四千块钱扎好绑在腰间,外面再穿上外套。乘汽车辗转两天,回到家里。       只花了两天时间就把买电线的事办妥了。剩下的事就是集中精力复习备考了。当然,为了确定复习的方向和重点,必须首先确定报考志愿。在这个问题上,我和父亲发生了严重分歧。     

    我从小对文学,历史有浓厚的兴趣,语文成绩一向很好。这方面我似乎更多的受到母亲和老师的影响。我母亲文化程度不高,但喜欢读书,尤其喜欢读书给幼小的孩子们听。我至今记得小时侯听她读《红岩》,读《绿色的远方》,读《五彩路》,每每使我心驰神往,如痴如醉。读中学时,我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白敦仁先生给我以更大影响。白先生是一位在全国享有声望的特级教师兼学者,是著名作家钱钟书先生的朋友,五十年代曾在波兰华沙大学东方语系任教多年,七八年以后被聘任为成都大学中文系主任。白先生的讲课极其精彩。七十年代初,他的语文课常有大批来自省内外语文老师的观摩,因为听课的人多,我们称这种观摩课为“大课”。而每次大课,我都是被抽起来回答问题最多的一个。高中时,我的作文还常常被作为范文在校际间交流。因此在高考志愿选择上,我的老师们几乎一致认为我应该报考文科。

    而我的父亲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。他出生在川东一个普通农民家庭,祖上除出过一两个秀才外,其余平平淡淡,乏善可陈。据说我曾祖父时家境尚可,后来一场诉讼使家道败落,到我祖父时,已沦落为乡间的一名穷裁缝。父亲读过几年私塾,后又上西式学堂,成绩都是出奇的好。家里无力支付学费,全凭他的奖学金维持。十四岁时,一方面家里实在无钱供他继续读书,一方面不堪继母的虐待,只身离家出走。先在重庆等地打临工,后经亲戚介绍,到一所高等技术学校当校工。在此期间,他凭借旁听继续学业并对某项工业技术产生浓厚兴趣。四九年以后,国家从工农中招收调干生,他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至哈工大学习,毕业后分配到当时的四川大学工学院(即后来的成都工学院,成都科技大学。现已再度并入川大)任教。一九六五年他被国家选派为访苏学者准备赴苏,正在北京集中学习时,因文化革命突然爆发而搁浅。父亲为人严谨近于刻板,缺乏浪漫情怀,崇信科技,相信实业救国。从小就要求我学好数理化,在父亲的督促下,我数理化成绩看起来也不错。但不知为何父亲一直视我对文学的喜欢为“不务正业”,总是横加干涉。这一次,他一如既往的强烈要求我报考理工科。       

    为了更有力的说服我,父亲搬来了他的好友田教授。田教授是湖南长沙人,在他的学术领域算是一个权威。田教授不但强烈建议我报考理工科,还全力向我推荐了湖南大学,向我描述湖大历史如何如何悠久,校园如何如何漂亮,学风如何如何自由等等。说实话,虽然对湖大我了解不多,但对于全国四大书院之一,曾有多位大师住跸讲学的岳麓书院,我是久闻其名。而对于在近代中国产生过无数豪杰的湖南这片土地,我也一直心存仰慕。最重要的是,我当时对考大学抱着非常简单和现实的想法,不就是寻条出路找个饭碗吗?既然读理工更易于找到饭碗,那就读吧。虽然此前想的是报考文科,但也没什么时间复习,何况自己数理化底子同样不错,现在抓紧最后时间复习有关功课,我觉得能考上。就这样,我选择填报了湖大汽车专业。当然,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和便于照顾父母,我第一志愿还是填报了成都工院,只是由于湖大作为国家首批重点大学享有优先录取权,所以我最后上了湖大。        该办的事都办妥了。十二月上旬的一天,我找了一辆顺道的货车,把几十卷电线扔上去,颠簸两天,又回到了乡下。此时,离高考到来的日子,已经屈指可数了。       

    记不得考试的具体的日子了,大约是十二月中旬末或下旬初。临考试的前一天,我一大早起来,准备好纸笔等,又揣了两根烤红苕在兜里——这是为自己路途上准备的午饭。步行向县城出发。隆冬时节,天气真冷啊,河风迎面吹得人脸上生疼。高山上滴水成冰,身边的大渡河水势减弱了很多,暂时收敛了往日的喧嚣,河水颜色也由通常的瓦青色变成碧绿色,柔顺而安静的流淌。       

    那时的县城,简陋得就像一个大村庄,总共一条半街。旅馆只有两家,大的一家是县委招待所,在大街上,贵,还住满了。我只好住到半条街上的小旅馆去。       考场设在临河一所小学里,房屋破旧,门上有裂缝。当监考老师宣布考试开始,大家都安静下来后,除了能听到笔尖在卷子上移动的沙沙声,还能听到风在门缝处丝丝作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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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四个科目分两天考,政治、语文、数学和理化。政治和语文我都完成得比较快。尤其作文,由于心里早就有很多素材,所以手到擒来,一挥而就。当然完成得快不一定就意味着很好,但一般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数学遇到一些麻烦,有一道题不会做,还有一两道吃不准,但多数还是顺利完成。物理有一道应用题看起来很复杂,下来后听说有的人费了两张草稿纸也没有做出来,栽在这道题上的人不少。其实这道题并不难,只是条件设置得有点绕,容易让人发瞢。只要冷静厘清关系,运用能量守恒定律就可以轻易解答。化学大概是我最不喜欢的科目了,肯定不会考得太好,但和物理弄在一起,拉长补短,结果应该还马马虎虎吧!

    歹也罢,好也罢,高考总算过去了,一切听天由命。我终于可以回去安安心心搞我的年终决算了。一九七七年真是风调雨顺的一年,不但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,因为重视了经济作物的栽培管理,国家又提高了经济作物的收购价格,今年日工分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八角钱,几乎是往年的两倍。一般家庭除分得足够的口粮外,还有一二百元现金进账,劳力多,出勤高的家庭高达四五百元。决算报表就贴在我住房外的墙上,看到村民们每天围在那里指指点点,喜笑颜开,我心里也会泛起一丝自豪。

    被录取的消息是一月中旬获知的,但过程颇富戏剧性。那天,几个要好的知青聚在一起,弄了点饭菜,商量结伴回家过春节的事。除我以外,我们中间还有两个知青也参加了高考,不过大家都认为我的希望最大。正在你一言我一语的说得热闹,忽然听见公社有线广播里仿佛在说公布高考录取名单什么的。等大家安静下来,广播里已开始念名字了。一个,两个,三个……包括中专在内一共念了六七个名字。但是,我在其中并未听到我的名字,也未听到另两个人的名字。从其他人表情上,我看出他们听到的结果也一样。刹那大家都沉默了,气氛显得压抑。我暗自嘀咕一句:“糟糕,看来我这次根本没准备好,也许只有等下一次机会了”。正在忐忑不安,听见广播里开始重复第二次播报。这次大家凝神细听,当第一个名字念出来的时候,突然爆发出一片欢呼。原来,我的名字被放在第一个,刚才也许是播音员失误,也许是现场太嘈杂,总之居然没有一个人听见。欢呼声未落,忽听有人对我大喝一声:“张嘴”,我知道属于知青部落独有的,奇特的庆贺仪式开始了。只见七八双筷子夹着不同的菜,一齐送进我嘴里。规矩是不能咀嚼,更不能往外吐,必须囫囵吞下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了这种既伤脾又伤胃,近乎虐待的祝贺方式。但此时,我必须接受他们的祝贺,尽管我憋得两颊通红,满眼是泪。

     过了几天,收到了学校寄来的录取通知书。通知书规定的到校报道时间是三月上旬。这意味着这次回家过春节后,我将不会和往年一样,跟同伴们一块回到这里。

    工作已经在前几天移交给了新的会计,有了录取通知书,就可以办理一切有关离开的手续了。听说我要走了,几天里,不断有村民前来告别,我把属于我但又不能带走的东西,包括农具和生活用具一一转送给他们。所有书籍,包括那口红漆木箱,我送给了长安,我知道,这是他最渴望得到的东西。

    一九七八年一月的最后一天,我离开了这个生活了四年,洒满了无数汗水,镶满了无数脚印,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的小山沟。长安一直送我到公社,我们挥泪而别。

    命运,真的是一个玩笑高手。这一天,山沟里通电了!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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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后记

     一月后启程赴校报到。我没有选择通常的乘火车,而是乘船由岷江入长江,然后顺长江东下,经重庆出三峡,过荆州到城陵矶上岸,经由岳阳到达长沙。这大抵是古人出川求学或出仕的路线。在进入湖南境内时,我写过一首《古风》表达自己的心境,其中一段是这样的: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曾记瘦虎在平阳,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世事彷徨正心伤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零落彳亍酒一杯,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翼王碑前几倾缸?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君不见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南山虎瘦雄心在,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风来趁势还山岗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即从巴峡穿巫峡,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便由长江入湘江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……

       

   “往事回望如烟云,谁不梦里寻曾经?”。四十年过去了,在这四十年里,每个人在各自不同的旅途上,会看到各自不同的风景,有的人登上了高山,有的人遇见了大海,有的人错过了花,有的人收获了雨。但不管是谁,如果你亲历过七七年高考这段特殊岁月,一定都会在心里留下某些刻骨铭心的印记,它如此宝贵,如此难忘,我相信,它将成为你生命里永远的珍藏!

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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